文化名人到白石龙村的第一晚，就睡在天主教堂内用稻草铺的地铺上。

草寮招待所旧址（复原）。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里所展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队员当年穿过、用过的衣服和物品。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刘秋伟 文/图

　　1942年春，香港沦陷不久，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在中共广东地方组织、香港中共地下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周密部署下，800多名被日军搜捕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静悄悄地从日军封锁下的香港神秘“失踪”，数月后安全抵达抗日后方和根据地。这就是被史上称为“秘密大营救”的事件。

　　当年，大营救撤离主要有4条路线，1、从九龙走东线；2、从九龙走西线陆路；3、乘民船走东面海路；4、走西部海路。

　　为了重温70多年前这段历史，记者来到作为西线陆路经停点之一的深圳市福田区水围村，以及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白石龙村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对一些老村民及相关人员，进行了采访。

　　水围村民驾虾艇接送文化名人

　　深圳市福田区水围村，毗邻深圳河畔，与香港隔河相望。以前是个贫穷落后的小渔村，村民以农耕养鱼为生。

　　抗日战争期间，这个小渔村成为粤港之间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五位老村民及深圳市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研究会秘书长李建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那一段辉煌的历史。

　　1941年12月25日，日本占领香港。当时，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危险。

　　当天，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等，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旅港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撤离港九，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等地。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人，要求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并就安全撤退、转移、安置和经费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经过精心筹划，周密部署，妥善安排，一场规模庞大的“虎口营救”行动，于1942年1月迅速而秘密展开。

　　1942年元旦，营救工作正式拉开序幕。首先是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先试走水上交通线，并在沿途检查和布置接待、转送工作。2日晨，扮成香客的廖承志一行撤出香港九龙市区，当晚沿东线乘船，于次日凌晨到达沙鱼涌，并到达广东抗日游击队惠阳大队所在地田心村。作为大营救组织者又是第一批“被抢救者”，他们终于脱离“虎口”，到达根据地。

　　与廖承志等人走的路线不同，文化名人们是从九龙走西线陆路到白石龙，这段路有100多里，沿途有日军的封锁线，有大大小小土匪的山头，必须派出足够的警戒人员才能确保安全。

　　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1日清晨，第一批文化人离开九龙向青山道出发，这一队有茅盾、邹韬奋、戈宝权、叶以群、于伶等数十人。青山道是难民们的必经之路，他们化装成难民的样子，有的身上背一小袋米，有的带些简单的包袱，把眼镜、钢笔这些知识分子用的东西都收藏起来。

　　李建国告诉记者，为了使抢救工作顺利进行，党组织确定开辟和恢复经深圳的水陆两路秘密交通线。其中，陆路由九龙到元朗渡深圳河至宝安，而水围码头则是这条路线的必经之路，也是进入内地的第一站。

　　“庄彭、庄福泽等几位水围村的小青年，根据地下党员庄泽民等人的安排，于夜晚把小艇开出去，躲藏在水围码头附近的草丛中，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李建国说，负责在水围一带巡逻任务的，主要是维持会组织的巡丁队，而具体负责巡丁队事务的，就是庄泽民。

　　李建国生动地给记者描述当时情景：黑黑的夜幕深处，隐约地渗出几点光亮，很弱，但随着狗吠声由远及近地传送，那光亮也渐渐变得清晰……最后，光亮在河对岸停住，熄灭了。又过了一阵，这光闪烁了起来，它所显示的是上级约定的接头信号。水围村青年庄欣同连忙将早已握在手中的电筒举起来，按照约定将回应信号发过去，等再次得到河对岸回复暗号后，他向在黑暗中等待的庄彭、庄福泽等人发出暗号。随即，几条虾艇钻出草丛，迅速抵达深圳河南岸。

　　当人员和物资安全抵达北岸的水围码头，先期已潜伏附近的抗日游击队指战员现身了，他们在庄泽民带领的巡丁队掩护下，分批护送，向北转移。

　　当时，水围村还派人将香港运送回来的物资挑到梅林坳，再转移到白石龙。

　　李建国说，在这次大营救中，水围村的庄泽民、庄欣同、庄彭、庄福泽等许多青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虾艇穿梭往返于深圳河两岸，为大营救的顺利成功，立下汗马功劳。

　　历时6月，行程万里，遍及10

　　余省市

　　离开九龙的第三天，文化名人们终于踏上进入游击区的最后几里路程，这时，大家又高兴又紧张，目的地近在咫尺，又似乎十分遥远，因为还要通过宝深这条最危险的封锁线。

　　公路边，日军岗哨林立，公路上，有日军的巡逻车辆往返，过了公路还要走几里山路，也可能遇到日军的巡逻队。虽然部队事先已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给大家选定了过路的地段和时间，越过封锁线是有把握的，但大家还是捏着一把汗。

　　王作尧在他的回忆录中继续写道：在赤尾过了河，要通过日军一道封锁线，这是比较危险的一关。在这段路上，就由我们的“白皮红心”的伪维持会长出面掩护，替他们办理证件，说明他们是回石龙镇去的难民。在维持会长的照应下，通过一段七里路的沦陷区到达梅林坳村，接着上梅林坳，走下山坡就到了望天湖村。这时候，领路的交通员轻快地哼起大家熟悉的《游击队歌》，文化界的同志立即醒悟到这是到家了！他们欣喜若狂，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直奔上前面林木茂密的山岗上大声欢呼起来，就连在路上扭伤了脚的邹韬奋同志也不例外。

　　当文化名人们到达白石龙村时，立刻被迎上来的同志包围了。林平、曾生、王作尧等人都到村前迎接这批曾战斗在香港的抗日爱国志士，大家犹如重逢的亲人和战友，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中。

　　1月13日傍晚，当第一批脱险的文化人士进入宝安羊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时，部分被安排在白石龙村天主教堂住宿。抗战时期，教堂的神父和修女逃走了，这里成了游击队指挥部和办事处所在地，文化名人到达后，第一天晚上就住这里。

　　游击队领导把邹韬奋、茅盾等10多位著名记者、作家、理论家，接到沙梨园临时指挥部住宿了一夜。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一天只能吃两顿稀饭，当天晚上，游击队领导还是请他们吃了一顿风味独特的“宝安客家香（狗）肉”晚宴。

　　从1月底到2月底，是营救工作最紧张的日子，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人从香港偷渡到九龙，每批少的十来人，多的二三十人，多数人走西线到宝安，少数爱国民主人士容易暴露身份，或因年老体弱、不适宜跋山涉水的，则安排他们走东线。作为营救重点对象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则安排乘船从海路撤离。

　　一批批进步的文化人接踵而至，僻静的白石龙变得热闹非常。在白石龙村附近及羊台山麓，先后建有丫鬟山、大把窝、深坑、扬美泥坑、蕉窝等草寮招待所，稍大的草寮招待所宽5米、长15米，可住20多人；稍小的长宽五六米，可住10余人。他们就住在这些简陋的草寮招待所里。

　　经过短暂的休整，2月中旬，第一批文化人茅盾夫妇、胡风夫妇、宋之的夫妇、张友渔夫妇、廖沫沙、戈宝权、叶以群、胡仲持等10多人，由游击队派短枪队护送他们离开羊台山，到达惠宝抗日根据地的坪山田心村。然后继续经淡水、永湖往惠州，坐船到老隆，交给连贯同志接待，再转赴韶关、桂林、重庆，甚至苏北新四军等地。

　　这场大营救历时6个多月，行程万里，遍及10余省市，共营救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其中，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300余人。在此过程中，无一人受伤，无一人被捕。这一壮举，蜚声海外，世人称颂。

　　茅盾称其为“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建纪念馆铭记红色历史

　　为了让后人铭记这段激荡岁月的红色历史，深圳市政府于2005年在白石龙村旧址修建了一座“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几间复原的公木坑兵工厂遗址、草寮招待所遗址以及丫髻山后方医务所遗址等，引人注目。

　　馆长朱赤告诉记者，文化名人到达白石龙村时，临时安排住在教堂里。第二天，被转移到附近山上，为他们搭建了草寮招待所。

　　廖沫沙后来在《东江历险长留念》一文中写道：我们在那座洋楼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被引到离楼房二三里地的山林里，那儿已新搭好一座茅草棚。带我们去的人说，因为总部所在地是敌人注目的焦点，容易受敌人的攻袭，所以让我们住到这里；茅草棚虽简陋些，却比较安全些；草棚外还给你们配了警戒哨，可以放心休息。

　　记者在纪念馆看到，当年被营救人士临时居住的教堂还在，这是纪念馆内唯一保存下来当年文化名人住过的建筑，面积不到80平方米。在这个教堂旧址内，还保留了很多当年文化名人使用过的旧物，如桌椅、书报、杂志等。

　　据朱馆长介绍，当时绝大多数的左翼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通过陆上交通线转移的，白石龙村是他们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第一站。这些文化名人，有的在白石龙村只待了十几天，有的待了一个多月。

　　曾生后来在战斗总结中写道：省港大营救不仅拯救了中国一代精英人物的命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这次任务中得到锻炼，成长壮大，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