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另一个战场:宣传攻势

发布时间: 08-18 来源: 深圳特区报 编辑: 罗瑜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针对日军和日伪军创作了大批的反战宣传画。上图所示的宣传画针对的是日军士兵,发问奸淫、烧杀的日本军阀,果真是为了东方的和平吗?下图所示的宣传画则奉劝伪军要当岳飞不要当秦桧。(资料图片)

  ■ 翟意安

  提 要

  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就设立了敌军工作委员会。红军改编后,八路军及新四军中也设立了敌工部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各军区中,也有相应的敌工部门,开展对敌宣传攻势。

  中国共产党知悉日本军阀正在积极准备扩大战争,乃指示“应该抓住目前的时机,在前线,在敌占区,用一切文字和口头的形式,用在华日本爱国者或反战同盟或其他各种名义,向日本国内人民,在华日人和日本士兵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战宣传”。

  传播学的奠基人拉斯维尔认为:“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极为重视宣传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对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1938年年底至1939年战争双方转入战略相持、太平洋战争爆发、1944年的局部反攻是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的几个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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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就设立了敌军工作委员会。红军改编后,八路军及新四军中也设立了敌工部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各军区中,也有相应的敌工部门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回答八路军建设的经验时说:“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的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致的原则,第二、军民—致的原则,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对日军的宣传就是瓦解敌军工作的重要内容。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基本上由八路军政治部(后改为野战政治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后改为留守兵团政治部)及其下属机构负责。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敌军工作是重合的。而中国共产党的敌军工作,又从属于其政治工作。抗战一开始,中共中央就设立了敌军工作委员会。红军改编后,八路军及新四军中也设立了敌工部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各军区中,也有相应的敌工部门,开展对敌宣传攻势。

  据时任一二九师政治部敌工部干事的刘国霖回忆,该部分为敌工科和伪军科两个部门,分别负责对侵华日军和对伪军工作,其中敌工科的工作内容包括:管理日军俘虏、处理缴获的日军文件、审查被俘的日本人写的抗日传单和宣传品、带领经过改造的日俘对日军进行喊话宣传,等等。

  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教育和改造被俘的日军俘虏,使其走上反战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对敌宣传工作服务。1939年11月7日,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总部成立。该“联盟”成员通过帮助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制作日文的对日宣传标语,阵前喊话等种种形式,揭露日本法西斯破坏和平和侵略中国的邪恶本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敌军工作的污蔑之词,呼吁日军士兵起来反对非正义的侵华战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后,觉醒联盟又成立了太行、冀南、冀鲁豫、山东、太岳支部,积极开展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敌宣传工作的重要力量。

  1939年12月23日,日本著名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在桂林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1940年7月20日,鹿地亘“在华日人反战革命同盟”,即反战同盟重庆本部)。同盟成立后,积极从事对日宣传活动,一度有成为反战运动指挥中心的趋势。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担心其左翼色彩过重而加以干扰和破坏,最终在1941年8月下令解散反战同盟,国统区的反战运动最终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

  相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反战运动却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1940年5月1日,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的直接帮助和领导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在延安成立,积极从事印编写印制对日宣传品、出版以日军士兵为对象的日文反战刊物、进行日语无线电广播等反战活动。

  此后,反战同盟在中国共产党的冀中、晋察冀、晋西北、山东以及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支部也相继成立,相比起延安支部的活动,它们更多地从事前线的对日军喊话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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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声明,八路军绝不虐杀解除武装的日军士兵,呼吁日军士兵回家与家人团聚

  1937年9月25日,中国共产党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及全体指战斗员名义发布《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以同为工农出身,呼吁日军不要为日本军阀卖命而与八路军停战联欢;声明八路军绝不虐杀解除武装的日军士兵;呼吁日军士兵回家与家人团聚,“与你们国内的工农一起来革命!”

  1937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指挥部下发关于对日军俘虏的命令:“一、对于被我军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关于神头村被歼日军情况致朱德等电》(1938年3月20日),载《八路军·文献》,第154页)。

  1937年10月6日,八路军政治部下发关于开展日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平型关战斗及游击部队经验,日敌非拼死不肯缴枪,这虽由于民族隔阂和日本军阀欺骗,但过去华军不独没有进行敌军政治工作,而且以极端手段对付俘虏,也是使其临死不缴枪的重要原因。因此,开展敌军的政治瓦解工作,削弱敌人战力并推动友军学习,这一工作是目前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经过努力,中国共产党的对日伪军宣传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38年3月,八路军129师设伏山西神头村,歼敌1100余人,俘虏若干,据俘虏供称,该部日军士兵“多三十至四十岁以上者,老年兵家乡观念深切,对战争殊感痛苦”,“初被俘极恐惧,怕杀头,嗣见我优待,均大胆放心,但要求早日释放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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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利用广播、报纸、传单、民间歌谣等多种形式对侵华日军展开了宣传攻势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事件,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知悉日本军阀正在积极准备扩大战争,乃指示“应该抓住目前的时机,在前线,在敌占区,用一切文字和口头的形式,用在华日本爱国者或反战同盟或其他各种名义,向日本国内人民,在华日人和日本士兵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战宣传”。(《中央、军委关于向日本军民进行反战宣传的指示》(1941年11月5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充分开动宣传机器,利用广播、报纸、传单、民间歌谣等多种形式对侵华日军展开了宣传攻势。

  以传单为例,某些传单以简短的词句宣扬反日力量的强大,如宣称“巨大的美国军火工业,七分钟制造一辆坦克”,“英美苏中二十六国订立团结公约,通力合作使法西斯强盗彻底溃灭”,等等。

  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也加大了对日军战友的宣传力度,在华日本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发给战友的宣传单上,将截止1941年12月16日的日本法西斯和“太平洋反日阵线”(中国、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的实力进行对比,列出详细的数据,指出后者的兵力是前者的十倍,后者在海军方面的实力也明显强于前者(如现役及在建主力舰、航母、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数量)。反战同盟还推出反战漫画,反对战争扩大化。

  太平洋战争初期的形势对于反日阵线却是极为严峻的,非但美英军队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解放区军民也因为日寇的扫荡而面临抗战以来最大的挑战。

  但是,中国共产党上下没有被敌寇的凶焰吓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针对日军官兵而发行的日文宣传刊物《日军之友》,在1942年3月21日发表文章《日本之暂时胜利及其必败之前途》指出,日军的胜利乃是由于采取了外交欺骗以及偷袭的方法,加上美英在远东兵力不足,主力驰援不及,而日本以台湾、海南岛等为基地发动突然袭击,打了美英一个措手不及。然而即便如此,日本仍然付出了极大代价,损失军舰230余艘,陆军伤亡22万,切断中国的国际供给线的作战目标,由于新交通线的开通而未奏效,获取南洋的石油等资源的作战目的也因为美英的焦土政策而功亏一篑。现代战争乃资源、人力、后备力量的较量,日本在这几个方面的指标均远远落后于反日阵线,且其武力在中国已然泥足深陷,又何以抵抗强大如美英呢,其失败虽三岁稚子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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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后武工队在敌伪统治地区内神出鬼没,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伪,取得了很好的战果

  在斗争形式上,中国共产党推广了敌后武工队这种宣传和战斗组织。要求“应即选派武装工作队,携带大批宣传品到敌占区及铁路、公路沿线进行工作。”武工队是人民游击战争的新发展,每个武工队十到数十人不等,由地方政府和军队人员组成,军地配合开展工作。它在敌伪统治地区内神出鬼没,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伪,取得了很好的战果。

  1944年,解放区各战场发动了对日军的局部反攻,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与之相对应,中国共产党在对日军宣传方面也做了相应部署。

  1944年1月15日至2月16日,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扩大执委会在延安召开。大会检查和总结了两年来全华北反战同盟的工作,通过了筹备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决议。大会指出,联盟的奋斗目标“不仅要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早日到来。而且把奋斗目标放在为谋求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上面,打倒军部,改善人民生活,建立人民政府,建设和平与自由的新日本。”1944年4月9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宣布解散,同时,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正式成立。其成员随后配合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反攻,展开对日军的政治攻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