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研究会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支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爱国青年组成的华南抗日劲旅，当年在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和在敌人夹击的情况下，紧密依靠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英勇打击敌人，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控制着数百里的海岸线和通往香港的交通要道，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严重威胁着日军的南海防线，积极配合了全国抗日战场和盟军对日反击作战，成为中外共知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和广东人民解放的一面旗帜。对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民族危难的历史关头挺身而出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21日，日军侵占广州，华南沿海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广大群众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丧失信心。领导华南人民抗战的重任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肩上。

　　10月13日，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的廖承志根据党中央指示，在香港召集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等人，研究决定在东江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0月下旬，曾生等回到家乡坪山镇（今属深圳坪山新区）建立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12月2日，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此前，王作尧、阮海天、黄木芬等共产党人亦在东莞、增城和宝安先后建立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9年1月整编为 “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 王作尧任大队长。两支抗日武装当时称为“曾、王二部”，是东江纵队早期骨干队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武装在东宝惠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仅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而且得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的鼎力支持。从1938年8月开始，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先后组织了15个工作队，12个服务团队，2个剧团、1个政工队共500多人回到东江地区宣传抗战。旅居世界各地的惠属侨胞，踊跃募捐筹款，从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援祖国抗战。1940年以前，曾、王二部的被服、军鞋、药品等物资，主要来自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献。

　　华侨和港澳同胞除募捐财物救国助战，还组织爱国青年回乡参军参战。抗战期间，先后参加东江纵队的华侨和港澳同胞人数在1500人以上。许多华侨和港澳爱国青年，为拯救民族危亡英勇作战，以热血和生命谱写了爱国主义光辉壮丽的历史篇章。

　　威震华南敌后的一把钢刀

　　曾生、王作尧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组建之后，在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领导下，迅速投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去。

　　党中央对这支初建的人民抗日武装非常重视和关怀，从延安等地抽调梁鸿钧、李松（李振亚）、卢伟良等红军骨干，加强部队领导。

　　抗战初期，根据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指示精神，部队取得了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的统一番号。1939年夏到年底，曾生领导的“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与敌军作战30余次，夜袭葵涌、沙鱼涌，横岗伏击，积极打击日军。王作尧领导的“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在广九铁路两侧的东莞、宝安地区积极开展破袭战，使宝安县城南头到深圳之间的交通和通讯陷于瘫痪，1939年12月1日收复宝安县城。

　　1940年9月，广东省委常委、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在布吉召开“上下坪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将部队编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分别开进东莞大岭山和宝安羊台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0年11月，第三大队在东莞黄潭打退日军200多人的进攻，毙伤敌数十名。1941年6月，在民兵的配合下，第三大队把进犯大岭山区的日伪军600余人，围困两昼夜，击毙日军大队长长濑以下50余人，取得百花洞战斗胜利。日军哀鸣：“这是进占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

　　1942年春，根据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指示，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部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挫败敌人的猖狂进攻和万人“扫荡”之后，部队于1943年12月2日公开宣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由曾生、王作尧分任正副司令，尹林平任政治委员，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成为华南抗日游击队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朱德总司令指定曾生为华南抗日纵队接受在广东的日军投降的代表。华南日伪军拒绝向我军缴械，东江纵队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坚决向一切拒绝投降的敌人开展进攻。至9月底，收复城镇60余处，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

　　在艰苦曲折的抗战斗争中，东江纵队在党中央和广东党组织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部队发展至1.1万余人，组织民兵1.2万人。对日、伪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投诚3500余人。根据地和游击区总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人口450万以上。东江纵队成为中外共知的华南抗日战场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1944年8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以“东江纵队威震港粤”为题报道了该纵队司令部发布的当年元旦至7月7日的战绩公报。

　　1944年7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华南根据地工作给曾生、冯白驹等的指示中写道：“自广州沦陷，迄今六年，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营救被困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

　　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立即派出部队挺进香港、九龙地区，成立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和护航大队，在陆地和海上积极打击敌人。

　　香港沦陷后，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困留香港处境危急。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急电，要求想方设法保护他们安全撤离。这一任务交给了广东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尹林平、曾生和王作尧等人深知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充满危险和困难的任务，他们同被首先接出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一起组织营救工作。趁着日军刚占香港立足未稳，情况环境未明，群众疏散逃难一片混乱的机会，在日军岗哨林立，日夜巡逻、搜查、追捕的情况下，组成了一支省港奇兵，穿越省港两地，神勇机智地和地方党组织配合，克服重重困难，经过近6个月的时间，先后从香港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还有国民党官员、眷属以及港英官兵和荷兰、比利时、印度等国的人士共计800余人，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和国内外的称赞，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阻断日军广九铁路和近海运输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把中国占领区作为其支援太平洋战争的大后方和以战养战的物资供应基地。广九铁路是其主要运输线。1944年，日军发动了打通中国南北交通号称“一号作战”的战略性进攻。东江纵队在广九铁路线与敌人进行了“通车与反通车”的激烈战斗，连续铲除其铁路据点，摧毁其物资、仓库等，并给偷袭我驻梅塘部队的日军加藤大队迎头痛击。加藤大队伤亡惨重，逃回据点后，大队长加藤剖腹自杀。铁路上的反复较量迫使日伪军龟缩在几个较大的孤立据点里，铁路始终处于瘫痪，极大地阻挠了日军的战略意图。

　　1944年7月，美国《美亚杂志》在“东江游击队与盟军在太平洋战略” 一文中写道：“中央军显然不能阻止日军的猛攻，而东江游击队对其横跨广九铁路上的战略据点防御得这样好，日军控制广九铁路两头两年多时间，但不能使一列火车畅通全线。”日军当时惊呼：“广州和香港之间是治安之癌”。

　　在海上，日军的远海运输受盟军海、空军阻断后，以中小型船只从华南沿海至台湾和东南亚运输军需物资。东江纵队护航大队和港九大队海上中队在渔民的支援下开展了海上游击战，小船打大船，木船打铁船，开展海上游击战3年多，共俘获敌船43艘，击沉敌船7艘，俘日军36人，击毙日军52人，淹死日军40多人，俘伪军50多人，击毙伪军近100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50支，山炮1门，物资一大批。

　　护航大队和港九大队海上中队被誉为中国的“土海军”，“我军海军的萌芽”。

　　有力配合全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积极展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

　　抗战初期，日军在华南地区共约有3个半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合计4个半师团8万人。此外，还有5个师的伪军。战斗在东江流域和广九铁路的东江纵队抗击着该地区70%的日军兵力，并与琼崖纵队等华南抗日游击队互相配合，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牵制华南日军既不能“南进”，也不能“北上”，使华南敌后战场成为全国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港九大队成立国际工作小组，积极营救被关进集中营的英军被俘人员。1944年起又先后拯救了克尔中尉等8名因轰炸香港日军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为此，英、美盟军先后提出与我进行军事情报合作。

　　1942年7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帮助英军服务团在香港建立情报网，布置秘密交通路线，提供盟军种种收集敌情的方便。

　　1944年10月，美军派代表到东江纵队司令部，正式要求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东江纵队经中共中央批准后，在香港设立了联络处，任命袁庚为处长，作为特别情报工作部门，主管广东东部沿海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同时负责与美军情报人员联络，交换有关情报。

　　与美军开展情报合作期间，东江纵队先后向美军提供了日军在港的机场、机关、油仓、船坞等详细大幅图样，日本华南舰队密码，日军在香港、广州的防卫力量及意图的详细报告、虎门一带日军船只报告，日本陆军符号及命令等大量情报。

　　1945年春，美国海军拟在广东登陆。日军有所察觉，急调驻武汉、长沙之间精锐机动部队——波雷129师团兼程南下。波雷部队昼伏夜行，关闭电台，行踪高度保密。东江纵队设在江村和东莞的情报站，侦查到波雷部队的动向，及时通报美方。这时，美军得到东江纵队的情报，如获至宝。盛赞东江纵队的联络处“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东江纵队与盟军的情报合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赢得了国际声誉。延安《解放日报》著文赞扬东江纵队是“一支对同盟国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事业有卓著功勋的队伍”。

　　东江纵队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和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在华南敌后战场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广东各地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朱德总司令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包括东江纵队在内的华南抗日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相提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执笔：蔡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