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缴获的日伪军物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0日,东纵抗日政府宝深线政治特派员潘应宁带领民兵进入深圳镇接受伪军投降;8月23日,东江纵队收复沙头角镇;8月30日,东江纵队在南头接受伪军投降。
深圳市史志办党史处处长毛剑锋曾对南头受降作过专题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市党史办还召集组织参与当年南头受降的当事人潘应宁等老同志座谈,撰写回忆文章《接受南头日伪军投降经过》,这些史料后收录进深圳市档案馆编著的《民国时期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四卷)》,文章记述还原了当时的受降经过。
地方武工队和民兵担纲受降深圳伪军
1945年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向全国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了进军命令,命令各地部队立即向日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日军缴械投降。13日,朱总司令命令曾生将军,“代表我军向华南日伪军受降。”
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东江纵队司令部和广东区党委发出紧急命令,动员全区军民,开入敌伪据点附近,解除日伪武装,并向日军提出通牒,立即解除武装投降。中共宝安县委积极贯彻上级指示,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对受降工作作了部署: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争取主动,依靠群众武装接受日伪投降。会议认为,在我东纵主力已经东进,东宝地区我军与日军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要迅速反攻受降,就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集中地方武工队和民兵的武装力量,灵活运用政治攻势和军事佯攻相结合的办法,抓住日伪弱点,逐个击破,分点受降。
深圳镇是广九铁路线上的重镇,当时驻有日军一个联队(约1000人)和伪军一个联防大队(约100多人)。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驻深圳的日伪军军心浮动,处于涣散状态。宝四区抗日政府动员观澜乡民兵近1000人开赴深圳,占领深圳外围的山头和交通要道;郑珠明短枪队进入深圳镇活动,以震慑敌人;由潘应宁带翻译进入深圳镇,出面与日军谈判。但是,谈判开始日军非常狡猾,采取拖延的办法。考虑到我方与日伪实力对比悬殊,因此,游击队在谈判中提出先要伪军交枪,日军只得同意了。8月20日,深圳伪军宣布投降。深圳受降的经验,受到上级的赞扬。
日军约游击队“长官”见面谈判
南头当时是宝安县城,距深圳镇20多公里,水陆交通便利,一向是兵家必争之地,驻有日军一个联队和伪军一个联防大队。卓就带领沙河武工队和周吉带领地方武装民兵到南头受降,遇到日伪军反抗,打了几个钟头。停火后,日军派翻译送了一封信和两壶酒来要求谈判,我方回了一封信,表示同意谈判。8月29日,潘应宁、郑珠明、庄澎和投降过来的欧通译等人,到南头大涌村与周吉等同志及卓就带领的沙河武工队汇合。大家分析了南头招降受阻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像深圳那样把日伪军分开来对付。因此,决定按照深圳的经验,运用政治攻势,各个突破,先解决南头伪军受降。
这时,正好日本士兵送来名片,约游击队“长官”第二天中午12时见面谈判。大家决定由潘应宁带2个传令兵和欧通译前往赴约,由卓就、周吉带武工队和民兵在外围警戒。
次日中午,潘应宁去到南头约定的茶楼,果然有几个日本士兵在等着,并准备好了酒菜。一见到游击队谈判人员到来,就恭敬地再三请坐吃饭。饭后,请潘应宁进营房见他们的长官。到了日军营房门口,日军把潘的2个传令兵留下,只让他带欧通译进去。从大门到日军大尉的办公室,要通过五六层岗哨,充满了紧张恐怖的气氛。好不容易才进到大尉办公室,只见大尉满面胡须站在办公桌旁,身边还站着个卫兵,桌上放着一把出鞘的日本指挥刀闪着寒光。
看到这一情景,潘应宁不由心里一紧,右手暗暗握着衣袋里的左轮枪。但是出乎意料之外,日本大尉一见他进来,态度、表情完全两样,满面堆笑,弯腰鞠躬,非常客气地请他坐下,然后说:“你们是战胜国,我们是战败国,本来我没有资格与你一起谈话的,今天请允许我坐下来与你谈话。”潘应宁说:“我们是东江抗日游击队,奉朱总司令的命令来受降,请你们把枪交给我们。”那日本大尉说:“枪当然是要交给你们的,但要等上头的命令。”日本大尉还谈起了那把指挥刀的历史,他说:“我们世世代代实行武士道,轮到我们这代人打了败仗。我是败家仔,没有脸面见祖先了。这把刀诚心诚意奉献给你们,请你们收下。”最后,潘应宁提出先缴伪军的枪,日本大尉立即表示:“他们是中国人,不关我们的事,完全可以先缴他们的枪。”潘接着说:“那么今天晚上请到茶楼吃便饭,我们、你们、伪军三方派代表参加,边吃边谈伪军缴枪问题。”
伪联防大队长爽约逃跑,武工队连夜拿下伪军
8月30日晚上,游击队在南头茶楼摆上两桌小小的宴席,东纵游击队和日军都选派五六个代表参加。伪联防大队长郑瑞不敢前来,只派了一个代表参加。游击队提出,因为伪联防大队长郑瑞没有来,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日本大尉看到郑瑞没有来,就建议:“那就一起到他家里!”于是大家一起去郑瑞家,将到门口时,郑瑞的老婆把铁门锁上了。日本大尉恼了,举起指挥刀把铁门的锁斩断,冲了进去。潘应宁立即布置民兵把郑瑞住宅包围起来,发现郑瑞逃跑了,便马上命令伪军的谈判代表把伪军集中起来,将枪缴给游击队,共缴获600多支枪,全部伪军在接受教育后遣散。
参考文献:深圳市史志办编《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1924-1950)(第一卷)》、深圳市档案馆编著《民国时期深圳档案文献演绎(第四卷)》、深圳博物馆编《深圳近代简史》、深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深港关系史话》、徐月清编《活跃在香江——港九大队西贡地区抗日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