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30日，是北撤69周年纪念日，东纵边纵后人在沙鱼涌码头留影。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刘秋伟 文/图

　　“为了广东的和平，我们要离别战斗的家乡，我们要走上新的路程，漂洋过海到遥远的北方……”

　　1946年6月30日清晨，一曲悲壮的《北撤进行曲》，伴随着滔滔海浪在大鹏湾沙鱼涌上空飘荡。

　　乘坐在三艘美军登陆舰上的2583名东江纵队将士，眼含热泪，唱起了这首刚学会的歌曲。

　　海岸上，是数不清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和战友，他们不断向战士们挥手告别，不时低头擦拭眼泪。

　　谈起69年前东纵将士北撤山东烟台的那一幕，现年分别年届90岁、87岁的老东纵战士何基和曾通，至今难忘。

　　“那一幕，太感人了。”

　　他们告诉记者，为了执行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议》，东纵将士跋山涉水，历经艰险，在限定时间内抵达沙鱼涌，当地群众依依不舍送别；到达烟台后，受到胶东解放区党政军领导和群众上万人的热烈欢迎。点点滴滴，都铭刻心中。

　　北撤受到阻挠

　　在深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办公室，东江纵队老队员曾通（16岁参加东纵）告诉记者，东江纵队的战士大多是宝安、惠州一带的人，从心里来说，都不愿意离开家乡，但是大家明白这是为了制止内战，为了国内和平建设医治战争创伤，大家也相信，部队一定会很快打回来。

　　据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议》，这次北撤烟台，总人数2400名。其中，东江纵队粤北部队800个名额，由东纵副司令员王作尧指挥。而集中北撤最困难的，也是粤北部队。该部分散在始兴、南雄、仁化、和平、连平、英德、翁源以及湘南、赣南等地，“要在1个月内集中到大鹏湾已很困难，而国民党又在沿途阻击，更给部队南下增加了重重障碍。”曾通说。

　　曾通告诉记者，他当时在王作尧司令部，接到命令，部队从粤北地区日夜行军一路往南走。英德的龙口圩是指定的最后集结地点，邬强、李东明、郑少康、何通等部队都同时到达龙口。

　　在部队南下时，一直有国民党军跟着。部队进驻龙口后，就有当地老百姓跑来汇报说，有三个外地人，在村里到处打听王作尧的消息。部队立即派短枪队同志搜查，终于把3个人抓住。经审，原来是国民党谍报队人员，受黎国熹派遣来暗杀王作尧和林锵云，他们还想用钢笔枪行刺杨康华。

　　为了揭露国民党破坏协议的阴谋，粤北部队将3个特务押送“军调第八执行小组”（国共及美国各派一名代表参加）粤北支组，并提严重抗议。国民党当局为了掩盖其罪行，竟指派宪兵把3个特务抢走，还打伤粤北部队人员，收缴枪支，再次挑起事端。

　　粤北支组的美方代表纳尔逊上尉带同有关人员闻讯赶来。最后，第八小组发来调解电报称，国民党方面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在深圳市盐田区山海阳光园，记者采访了东江纵队老战士联谊会会长何基。

　　现已90岁高龄，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的何老告诉记者，他17岁就参加东江纵队。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他所在的部队在江西一带。一路南下时，也都提心吊胆，担心国民党耍阴谋。当部队到达龙门县永汉圩时，由于担心国民党军队在这里设埋伏，就派侦察员化妆成国民党军官，到县里了解情况，果然得知国民党军131师有一个团跟着我们的部队走，并计划在部队登船过河时消灭我们。

　　部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马上向粤北支组汇报，但美方代表不相信。

　　同样的情况，其他部队也遭遇到。

　　部队刚开始集结时，国民党就指示南雄县大队在界址圩袭击粤北部队短枪队，队长刘锦进（刘黑仔）、政治指导员苏光等英勇牺牲。

　　6月2日，江北部队一部集中行至增江漆河畔沙塘圩时，突然遭到国民党一五三师四五七团的袭击，江北部队8人牺牲，7人被捕，机枪1挺、步枪9支、货币20余万及全部衣物行李被掠。几经交涉，国民党方面置之不理，致使江北部队在集结北撤过程中受到严重威胁。

　　在海陆惠紫地区，当东江纵队东进指挥部率领的部队集中到惠阳县多祝乡园潭村时，国民党保安第七团1个营300余人向该部发动进攻。该部进行自卫反击，毙伤敌人100多名，俘副营长以下50余名，并缴获国民党向东江纵队进攻的密令。当江南支组前来调处时，中共代表当场把缴获的密令揭露出来，国民党代表哑口无言。

　　经过激烈的斗争，国民党妄图在集结途中将东江纵队消灭的阴谋一一被粉碎。东江纵队终于安全到达大鹏湾沙鱼涌。

　　群众挥泪送别子弟兵

　　6月29日，大鹏湾沙鱼涌的海滩上，人群云集，江南、江北、粤北、东进等几个指挥部都来了；南路、潮汕、粤中几个部队的干部100多人，珠江纵队70多人，以及全省各地的一些地方干部，也都来了；欢送北撤部队的群众更是络绎不绝，难舍难分，挥泪送别。

　　下午，3艘美国登陆舰在1艘驱逐舰的率领下，缓缓开进沙鱼涌码头。

　　何基和曾通告诉记者，由于军舰靠不了海滩，北撤的同志只好涉水登船。按照“北撤协议”规定，东江纵队北撤人员只有2400人，但在登船时，有些同志送战友上船，没有再下船；有些不愿解甲复员的战士，也跟北撤的同志一起冲下海滩，纷纷涌上舰艇。实际登船人数比原规定增加100多人，共有2583人。

　　傍晚6时左右，3艘美军舰驶离沙鱼涌海滩，停泊在大鹏湾的海面上。

　　何基告诉记者，登船后，美军舰长要求部队按其规定，除少数指挥员外，所有枪支弹药必须入库、加锁，“当时，有领导对我说，你可以偷偷带枪，所以，我就偷偷带上了枪。”

　　为了防备国民党背信弃义，各船都作了应变的准备，派出干部日夜在航海室轮流值班，检查航行路线；各船还挑选了一些勇壮之士，暗藏了一些短枪。

　　30日清晨，太阳刚从海平面升起，美军舰就起航，徐徐驶离大鹏湾。

　　第一天，风平浪静。

　　何基、曾通两位老人告诉记者，进入第二天，突然狂风暴雨，大浪将舰艇冲得剧烈颠簸，很多同志都大口呕吐，吐尽了食物，又吐胃液，苦不堪言。由于没水喝，不少人唇干口裂。北撤战士挤满了船舱的各个角落。舱内通风不良，空气闷热，还弥漫着一股叫人掩鼻的海腥味。战士们在铁板上铺开一方草席，或坐或卧。很多同志躺在船上不敢动，有的好像还患了病。但在整个过程，同志们都充分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不晕船的同志，照顾病人，端水送饭，打扫甲板。

　　这就是人民军队特有的阶级友爱，是人们同生共死凝结成的同志之情、战友之爱。

　　北撤船队经过五昼夜航行，终于在7月5日相继驶抵目的地——山东烟台港。

　　热情的山东群众让战士流泪

　　船一入港口，大家都登上甲板，兴奋地向岸上瞭望。

　　岸边、码头，人群相拥，红旗招展。锣鼓声、军乐声、鞭炮声，欢呼声，震耳欲聋。

　　此情此景，北撤同志完全忘了数日来在船上所受的折磨，见到八路军老大哥和老区群众的热情，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

　　北撤队伍整齐地走上浪坝码头，参加了胶东人民的欢迎大会。然后，在军乐队引导下，离开码头，进入市区前往宿营地。

　　道路两边，欢迎的人龙望不到头，群众手里挥舞着五光十色小旗，写着醒目的“欢迎抗日有功的东江纵队”的大字标语，学生队伍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年轻人敲锣打鼓喊口号，姑娘跳起秧歌舞，歌声、欢呼声、口号声响彻市区。

　　“群众把鸡蛋、花生、枣子、梨子等等一大堆吃的，尽往我们口袋里塞；有的还端上热乎乎的面条、糖水，硬让我们吃、喝。我们以前在山区打游击，哪吃过什么好东西呀。看到这情景，我们都忍不住哭了。”曾通老人动情地对记者说。

　　北撤部队在烟台市内稍事休息后，于7月中旬移驻烟台市郊芝水区和福山县一带进行休整。

　　何基老人笑着对记者说：“到了山东后，当地群众看到我有钢笔，戴手表，很惊奇，问我是什么成分，为什么会有手表？是不是地主、富农？是不是家里很有钱？说我不像八路军。初到那里，吃饭是个大问题。他们问我们，你们平时吃什么，我们回答吃大米，他们也很惊讶。他们说，当地人都吃窝窝头和饺子。我们的同志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窝窝头，也不知道什么是饺子。”

　　何老继续笑着说：“有一次，我们到烟台市逛，看到有人卖黄色的大蛋糕，就每人买了一点，在回部队路上的高粱地里，坐下来偷偷吃。没想到很硬，咬不动，就扔了。回到部队一说，大家都笑了，说那是山东大饼。”

　　曾通老人也笑着说：“语言不通，吃的不习惯，80%的人都拉肚子。听到群众敲锣打鼓‘咚咚锵，咚咚锵’，我们就自嘲‘通通病，通通病’（注：锵与病粤语音似）。”

　　曾老人说，中央、华东军区对东纵部队很关怀、保护，专门从苏北调运大米来给他们吃，当地政府还派出妇救会、识字班的大娘、大婶们，到机关、连队伙食单位，教部队的炊事员做馒头、包子、面条和饺子，逐步就适应了生活。

　　北撤部队经过近两个月的休整，基本上习惯了北方的生活，补充了装备，于1946年9月13日从烟台出发，途经莱阳、高密、诸城、莒县，于10月1日到达临沂城以北地区，进行入学人员的分配和学习动员。10月下旬，开向华东军政大学所在地的莒县大店地区，随即进行入学整编，分别进入有关学校学习。

　　何老说，他被安排到军政大学炮兵大队学炮兵，他们部队共去了36人。在学习期间，华东野战军在鲁南战役中，缴获了大批火炮等装备，东江纵队奉命先后派出了500余名干部学员到前方担任整训战俘工作，他负责去接收火炮。在这期间，华东野战军决定成立特种兵学校，为组建特种兵纵队训练干部，他又进入该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特纵炮兵团。

　　曾老则笑着告诉记者，他曾参加过南麻、临朐、诸城、鲁南、豫东、济南、淮海等几个战役，由于他动作敏捷，个子小，都没受过伤。在淮海战役中，他所在的连队160多人，只剩下50余人，他是幸存者之一。有一次，在破坏津浦路时，身边一位战友被打中，他动作快，躲过一劫。由于那时自己年轻，经常行军、打仗，都不觉得累，还学会了边走路边睡觉的本领。现在说起来，人家还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