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云云，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帖了。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

　　——茅盾《脱险杂记》

　　自从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港九之间的交通，实行宵禁，并在全市进行搜查，强令文化人前往“大日本指挥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记得我们当时曾看到敌伪出版的报纸上，有日本特务机关借用“内山完造”（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鲁迅生前的好友，与不少我国的文化人有交往）的名义刊登的启事，说他已来到香港，希望能同郭沫若、田汉、茅盾等诸位先生见面，并约请他们谈话。其实在启事中提到的有许多当时并不在香港（即如郭沫若、田汉等），从此也可以看出敌人的情报之不准确了。

　　——戈宝权《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

　　这愿望的实现，近在咫尺。我们从香港偷渡到九龙，经过荃湾、元朗、青山道，总共不过三四天的时间，就进入了游击区白石龙村。

　　……

　　我们在那座洋楼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被引到离楼房二三里地的山林里，那儿已新搭好一座茅草棚。带我们去的人说，因为总部所在地是敌人注目的焦点，容易受敌人的攻袭，所以让我们住到这里；茅草棚虽简陋些，却比较安全些；草棚外还给你们配了警戒哨，可以放心休息。

　　——廖沫沙《东江历险长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