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云云,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帖了。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
——茅盾《脱险杂记》
自从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港九之间的交通,实行宵禁,并在全市进行搜查,强令文化人前往“大日本指挥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记得我们当时曾看到敌伪出版的报纸上,有日本特务机关借用“内山完造”(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鲁迅生前的好友,与不少我国的文化人有交往)的名义刊登的启事,说他已来到香港,希望能同郭沫若、田汉、茅盾等诸位先生见面,并约请他们谈话。其实在启事中提到的有许多当时并不在香港(即如郭沫若、田汉等),从此也可以看出敌人的情报之不准确了。
——戈宝权《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
这愿望的实现,近在咫尺。我们从香港偷渡到九龙,经过荃湾、元朗、青山道,总共不过三四天的时间,就进入了游击区白石龙村。
……
我们在那座洋楼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被引到离楼房二三里地的山林里,那儿已新搭好一座茅草棚。带我们去的人说,因为总部所在地是敌人注目的焦点,容易受敌人的攻袭,所以让我们住到这里;茅草棚虽简陋些,却比较安全些;草棚外还给你们配了警戒哨,可以放心休息。
——廖沫沙《东江历险长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