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女军人作为我军的重要力量，融入了祖国的钢铁长城，撑起了军营的半边天。女性官兵们坚守在军营不同岗位，用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女军人的坚强，塑造了中国女兵的形象。

　　有人说，战争拒绝女人，但不拒绝女军事记者。作为一名军事记者，刘小渡穿行在绿色迷彩中，行进在威武行列里，用一支笔、一台电脑，记录着官兵的足迹，记录着军队的历史和辉煌，这让她骄傲自豪，更让她努力奋进，刘小渡用行动证明：女人不麻烦！

　　大雪皑皑，本文作者在去深山哨所采访的路上。

　　上世纪80年代最后一年，我有幸走进军事记者行列。

　　当时的广州军区战士报社王社长指名调我，理由是我作为基层的新闻干事，发稿多、头条多、内容质量好。可有人对他说：“刘小渡是个女同志，而且刚生完孩子，调女人来不是找麻烦嘛。”据说他在会上沉思片刻，果断地说：“那就更应该调她。”

　　到报社上班第一天，我被分派去军事处，到了处里，一名男记者劈头对我说：“女人当军事记者，麻烦！”第一次下部队采访，就不幸言中。

　　本文作者刘小渡在川藏线邦达兵站一边吸氧一边采访。

　　分派和男军官住一个房间

　　几天后，领导派我去海南采访一个军事演习。到部队招待所住下后，进来一名男军官，他傻了眼，说：“你住这里？还是我住这里？”于是我俩一起来到会务组。会务组“主持”工作的是作战部作战处的一个上尉，斜了我一眼说：“报社怎么派了一个女记者，乱弹琴！” 我头一偏，似乎在问：“女的怎么啦？”他反应很快：“女的麻烦！”我拿眼睛盯着他至少有半分钟，心中的恼火一点点地往上冲。我一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给他扔下一句话：“没什么了不起，我去住通信连女兵班，女人也不会让尿憋死！”回到房间，我拎起行李箱就走。上尉追过来堵在门口，抬高着眉毛对我说：“不用费劲儿了，你就享受单间吧！”一回头，扔下一句话：“看不出来，这个女记者还挺厉害。”

　　此后几天，我跟着演习部队采访，低头不见抬头见地遭遇那个上尉，每次见到他，我就狠狠地瞪他一眼。再此后，我便不断地到作战部去审稿，《中军帐靠前指挥》《一流连队一流水平》《5次脱靶说明了什么？》等稿件不断发往报社。我发现，那个上尉的目光老是追踪着我，我也不搭理他，心想，你小子好好看看，女记者就是这样“乱弹琴”的。

　　回来后，我听说那个上尉到处跟人讲：“知道战士报社那个叫刘小渡的记者吗？她是个女的，很厉害的！”我心说，知道厉害就好！

　　本文作者（右）在演习前线指挥车上采访。

　　没想到记者是女的

　　一次，领导派我到驻扎在偏远地区的一个部队采访，下来火车，我“矗立”在小小火车站广场最显眼处，一站便是4个小时。眼见得夕阳西下，我急得去电话亭给报社打电话。主编说，不对呀，给部队说的好好的呀。他让我站在电话亭边上不要动，说他立刻给部队打电话。10分钟后，部队来人了。他们说，你们主编可真是的，嘿，什么都说了，就没说你是女的，我们下午就看见你了，围着车站广场转了3圈也没敢问。

　　还有一次，到云南一个旅采访。部队深居大山，清晨从昆明出发，吉普车跋山涉水，到部队时已是中午吃饭时间，宣传科科长对我说：“我们旅长待会过来陪你吃饭。”不一会儿，听到走廊里传来如铜钟如长号般的声音：“李科长，报社来了一名记者，在哪里？”恰好李科长不在，我赶紧站在楼梯口迎接旅长，只见一名上校军官从楼下走来，身高1.80米，方头阔脸，气宇轩昂。我向他行了一个军礼，说：“请问，您是旅长吧，我就是报社的记者。”旅长抬头一看，一脸惊愕，瞬间脸憋得通红，话也没回，手也没握，站在楼梯口足足愣了十几秒钟。然后突然大叫：“李科长。”李科长的声音不知从营院的哪个角落里微微飘来：“到。”“报社来个处长，是男是女你都不报告，失职，严重的失职，撤你小子！” 此时，李科长似乎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气喘吁吁地站在旅长面前，嘀咕着：“谁都知道刘小渡是个女记者。”“什么？”旅长更加恼火，怒目圆瞪：“以后机关来人，人员介绍精确到性别，时间安排精确到分秒，居住地点精确到房间号。”“是！”李科长以标准的立正回应旅长，总算让旅长缓过来一点劲，旅长走过来和我握了手，歉意地笑了笑。

　　本文作者（右）在康定采访军医陶诗鹏一家。李爱明摄

　　男厕腾给女记者用

　　如果说此前是男人觉得女人麻烦，而有一年冬天的采访之行，是我自己都感到女人麻烦。

　　那年春节一过完，我便赶往位于大山深处的火箭军某基地防化连，采访一个士兵典型。坐了一天车，我和基地的新闻干事终于来到连队，指导员指着连部对我说：“这里条件很差，你就住连部吧。”我心里很过意不去，直说我来了给你们带来了麻烦。指导员真诚地说：“记者同志，千万别这么说，你来了，我们高兴得跟过年一样！”他的高兴感染得我也高兴起来。

　　吃完饭，指导员递给我一个一尺见长的手电筒，往半山腰上一指：“厕所在上面，没灯，你一定要打开手电筒，小心摔跤。”晚上，我打着手电筒向半山腰上爬去，来到厕所门口，看见门上贴了一张新纸条，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女”字，感到十分诧异，进来厕所，发现足足有五六十个茅坑，一字排开。站在那里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一个男厕所，是连队的厕所。

　　从厕所出来，我找到指导员问：“这个厕所是连队的吧。”指导员说：“你放心，记者同志，没人上这个厕所。”我问：“那官兵到哪上厕所？”指导员说：“村里。”“村里有多远？”旁边有个小战士说：“不远，半里多地。”“上个厕所跑半里地，不行！指导员，你把那个‘女’字给拿下来。”指导员说：“没事，你放心使用吧，我们男的好办！”看着指导员轻松爽朗的样子，我的嗓子眼直发热。

　　本来的想法是住在连队不麻烦，没想到如此麻烦！我问新闻干事，附近有没有大一点的部队，干脆去住招待所，否则弄得一个连队的官兵没法上厕所。他们很快和附近一个部队接上了头，第二天晚上我们一行就迁徙到那个部队的招待所，每天早出晚归长途跋涉到防化连采访。

　　本文作者刘小渡采访川藏线上的孩子们。李爱明摄

　　背着孩子下部队

　　女记者的确麻烦，不承认不行。所以作为军事记者我常常告诫自己，在报社做事要让领导和同事们不觉得你麻烦，要做到工作不讲条件，要给领导留下这样的印象：苦活，交给她；难活，让她干！我要求自己做到“两不”：一不能因家里有事请假，家里有事千方百计解决好；二不要说工作难工作多干不了，工作难要迎难而上，工作多要加班加点。

　　有一年的严冬季节，由于基层新闻干事、报道员队伍素质薄弱，导致报社闹稿荒。社长派我到东北去办一个基层报道员培训班并组织一批稿件。当时夫君在广西边防采访，女儿没人带。幼儿园园长非常热情地要我将女儿交给她，可我女儿哭天抹泪地就是不干，抱着我的大腿不下来。已经快上火车了，怎么办？把孩子带上。

　　第二天凌晨5时，我到达东北，穿着便衣，手里拎着行李，背上背着孩子，老远就看见前来接站的部队同志，赶紧上前和他们打招呼。我说我就是刘小渡，他们都愣了，一把把熟睡的孩子抱了过去。我愧疚地说：“孩子没人带，就放在部队幼儿园吧。”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记者同志真是太信任我们了！”

　　在基层办班、讲课、辅导、组稿、编稿，日夜加班，女儿也没来打扰我。要走的那天，女儿来了，抱着她的是个女上校。女儿说：“妈妈，我不走了，我有喻妈妈了！”原来喻大姐是这个部队卫生队的军医，这一个多星期，她为我担负起了妈妈的责任，且对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看着女儿抱着“喻妈妈”脖子的高兴样儿，我的眼泪一不留神就流了出来。尽管是背着孩子下部队，但圆满完成任务，回报社后稿件哗哗哗地上版，社长说不错。可他并不知道我带孩子下部队的事，我也不敢如实汇报，我怕领导说，嗨，女人就是麻烦。

　　本文作者刘小渡采访基层官兵。

　　“刘大哥”是最可爱的朋友

　　也许是因为我的名字有些男性化，所以很多未谋过面的读者以为我是男性，没想到还带来一些便利。当时报社领导考虑我学过医，让我开办了一个《军营卫生》专版。专版创刊后注重服务和贴近青年官兵，引起了读者关注。特别是有些官兵遇到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问题时，常常把《军营卫生》的责任编辑当作知己，写信倾诉他们的烦恼和痛苦，信的排头称“刘大哥”。

　　在接到这些来信后，我便将错就错，以男性的身份与他们沟通。记得有一个干事来信倾诉他遇到的关于隐私方面的烦恼，痛苦万分。我便长时间和他通信，帮助他勇敢地战胜心理疾患，使他走出痛苦的梦魇。当他终于站在灿烂的阳光下，幸福地拥抱新的生活时，他写信说：“刘大哥，你是我最可爱的朋友。”

　　女记者“五同”变“四同”

　　作为女军事记者，我每年不落地要参加“记者蹲连”活动。第一次“记者蹲连”，领导居然没有把我排列在名单内。我去找领导，领导说，其他“四同”还可以，你怎么同战士住在班里？我说，我可以住在招待所，或者女兵连。领导看我“请战”坚决，非去不可，便批准了，此后历次“记者蹲连”，领导似乎不再考虑我是女记者，排列名单必是第一批。

　　我曾经多次到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采访，6次跟随这个旅拉动，3次参加这个旅的实弹发射，5次随旅队千里机动参加重大演习，这个旅从组建到不断壮大，走过了曲折而辉煌的历程。在他们艰苦跋涉的20多年时间里，我一次又一次目睹了火箭军磨砺长剑的壮举，在和官兵一起把巨龙隆隆开进、把导弹送上蓝天时，我采写了见证新一代火箭军成长的系列报道。

　　有一年，我奉命又一次参加“记者蹲连”活动，来到该旅二营三连——军委命名的“导弹发射先锋连”参加军事演习。连队每天日落而动，日出而息，官兵披一身夜幕，试长剑锋芒。当时正值南方的雨季，烟雨蒙蒙，铁流滚滚，我身着迷彩服，每天晚上随队采访，白天伏案写作，在帐篷里和官兵交流，在连队里吃野炊饭菜，即使臂膀和腿脚被蚊子叮得鲜血淋淋也乐此不疲，深入调查并采写了《8000篇训练日记研究失败》的消息，获得解放军新闻奖。

　　军人战斗岂止在战场，当我在导弹阵地采访，抚摸着那些“庞然大物”时，官兵对我说，存在就是威慑，备战就是打赢。当我和官兵拥抱在一起，庆贺导弹发射成功时，我知道了“战略”二字的分量。我置身官兵行列中，真正明白了和平时期的军人事实上是在看不见的硝烟中打仗，是在用实力迎接战争、遏制战争。

　　战争让女记者走来

　　新闻是用脚写出来的，当一名女记者下部队采访、来到男性天地时，不免给部队和官兵带来麻烦，这是我采访中的深切体会。

　　有一次，到广西前线猫耳洞采访长年驻守在边防线上的官兵。当时边境作战硝烟还未散尽，我们的战士吃住都在猫耳洞里。由于猫耳洞潮湿炎热，官兵们普遍患上了一种俗称“烂裆”的疾病。医学专家到前线后，为他们抹上一种外用药，并要求他们暴露患区。反正前线也没女的，于是官兵一个个都一丝不挂。那天，我们车到山脚后，又爬了一个多小时山路，当新闻干事指着满山的剑麻丛对我说到了时，突然，一个全身光溜溜的战士从剑麻丛中跑了出来，见到我就扭身大叫着朝猫耳洞跑去。连长、指导员听见叫声后，也光溜溜地跑了出来，嚷嚷道：“叫什么，叫什么？”看到我们后他们也大叫一声缩回到猫耳洞里。

　　我赶紧让新闻干事跑到猫耳洞向连长作解释，过了好一会，连长和指导员一身军装精精神神地来到我的身边，敬礼、握手。连长、指导员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我认真地对他们说：“我是一个近视眼，20米外视物不清，到你们手下当一个兵你们都不会要。”他们顿时释然，和我寒暄起来，其实我的视力标准得不能再标准了，基层官兵就是这么朴实可爱。

　　就是那次采访，我们发现了前线的战士们都喜欢在剑麻树叶上写诗作词。剑麻是一种低矮的植物，叶子厚厚的。在前线鏖战的士兵不知谁忽发奇想，把发自内心的歌和诗刻在了剑麻叶子上。于是，前线诞生了一群战地诗人，诞生了“剑麻诗”战地文学。当时我跪在地上读着和抄写着那些激动人心的“剑麻诗”时，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拜读”。从那以后，来到广西前线的记者便都收集和抄写这些“剑麻诗”，最后我们报社把“剑麻诗”集锦成《战士剑麻诗丛》一书，名句“苦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就出自《战士剑麻诗丛》。

　　战争拒绝女人，但绝不拒绝女军事记者。作为一名军事记者，我穿行在绿色迷彩中，置身在硝烟弥漫里，行进在威武行列中，用微不足道的一支笔、一台电脑，记录着官兵的足迹，记录着军队的历史和辉煌，这让我骄傲让我自豪，更让我努力让我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