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墟南庆街叶挺东路总指挥部旧址资料照片（1949年曾改为邮电工会）

抗战时期的叶挺将军

　　南国深圳雨水充沛，夏日绵延。

　　2015年7月下旬，繁华的东门街头，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空气里沸腾着时代的噪音。

　　南庆街13号，这是东门地铁A出口左边一栋白色的三层小洋楼，棕红色的门窗紧闭，门口那两个沉默的狮子，安静地注视着这里的白天与黑夜，它们见证着这里日复一日的叫卖声，是的，廉价的衣服、鞋子、箱子，在此起彼伏的叫声中，被高调地兜售着。狮子头上与门缝里布满灰尘和蜘蛛网，时光老去，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埋藏着70多年的历史与秘密。

　　晶报：叶挺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到深圳的？当时他来深圳的任务是什么？

　　毛剑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广东省党政军机关及军队退往粤北。当年11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到香港为部队筹集经费物资，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会面，表达了回家乡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意愿，得到了廖承志的支持。

　　当时广东的情况是，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张文彬、廖承志等人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占区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正忙于组织领导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然而，当时省委的军事干部很弱，缺乏军事方面的领导骨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们都为叶挺能够返回广东参加抗日而感到高兴。

　　叶挺在党组织的配合下，前往粤北向国民党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做统战工作。这时，余汉谋正因为“指挥失当，失守广州”，被蒋介石“革职留任”。为了统管东江一带各方面武装力量，余汉谋任命谭邃为东路总指挥部指挥。谭邃恐难以胜任，不愿出任，于是向余汉谋推荐叶挺担任此职。余汉谋认为可以借助叶挺的威望使自己摆脱困境，于是当即任命叶挺为东路总指挥部副指挥，负责统管东江一带各方面的武装力量，加以整编，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叶挺此前在北伐战争时期非常有威望，他这次南下也是非常想为家乡人民做出成绩的，所以很快便答应下来。

　　晶报：据说叶挺答应担任这个职位之后，中共东南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立即组织了30余人作为叶挺的警卫排。那么，叶挺进入深圳之后，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毛剑峰：没错。当时，日军刚刚撤离深圳镇，叶挺不顾安危，毅然进驻深圳镇，在鸿安酒家建立东路总指挥部，设司令部和政治部，一方面向流落在各处的国民党散兵及地方团队发布命令，要他们前来联系，接受指挥；另一方面，他张贴布告，开展党的抗日民主政策宣传，号召军民起来抗日。叶挺的计划是，以曾生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王作尧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为核心，发动群众，争取并改造其他的抗日武装力量，这样，就可以在短期内在东江下游建成一支拥有1万人的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

　　叶挺是一个非常注重形象的人，他出门一般都是骑马。在深圳期间，他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深圳地区流散着不少国民党散兵及地方团队，如加以收编整顿，可以使之成为一支抗日力量。为此，叶挺亲自带人到龙华会见地方团队头目，带武装班到石岩巡视国民党驻军，要他们接受收编，参加抗日。他还与曾生等人一起去香港，会见撤退到香港的国民党军队温淑海旅刘永图团第三营营长麻玉标，向他介绍了当时华南抗日形势，勉励他留下来，协助收编流散的国民党士兵，参加抗日。很显然，叶挺十分重视动员港澳以及海外爱国青年回到家乡参加抗日事业。

　　晶报：那么，我们好奇的是，叶挺为什么把这个游击指挥机构设在东门的鸿安酒家？当时东门是否也是繁华之地？这家酒家当时的规模怎么样？

　　毛剑峰：鸿安酒家就位于今天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老街的南庆街13号，这是一幢南洋风格的砖结构小楼，灰白外墙，棕红色木窗。小楼坐西朝东，主楼三层，还有一座两层的附楼，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酒家正门外是“骑楼”，这是岭南建筑的独特形式，行人可以在下面行走，防止日晒雨淋。这家酒店当时在深圳是生意最红火的酒家，顾客盈门，是深圳镇上的龙头酒家，当时有头有脸的乡绅与过路的香港人，都把这里当作聚会的首选。鸿安酒家的老板娘叫何华益，她是美国归侨，积极支持抗战，后来被称为“鸿安婆”。得知叶挺来深之后，她毫不犹豫地将这家旅馆的一楼和二楼腾出来给叶挺使用。

　　晶报：但是据说叶挺最终在深圳只待了一个多月，原计划整编1万人的队伍，最终只整编了不到一千人，可以说，并未形成气候。那么，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叶挺在深圳的这段经历对整个广东抗战工作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毛剑峰：其实，叶挺组建的抗日武装初具规模之后，便主动出击日本侵略军了。问题出在，正当叶挺在深圳紧张工作的时候，蒋介石看到了余汉谋保荐叶挺当第十二集团军副司令兼东路总指挥部副指挥的报告，害怕共产党又要在华南建立一支新四军，严令要余汉谋撤销原任命，要叶挺立即离开东江回新四军去。当时叶挺虽然不愿离开，但后来认识到应以大局为重，只好离开深圳。

　　可以说，正是因为蒋介石的反对，叶挺东路总指挥部只存在了一个多月，但是由于开展了广泛的抗日宣传，为后来深圳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东江抗日武装队伍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