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位于黄土高原的陕甘宁三省交界处，这里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重，经常发生水、旱、风、霜、雹、虫等灾害。虽土地辽阔，但人口稀少，地瘠、民贫、生产落后。农业靠天吃饭，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亩产平均在2斗至3斗5升左右，生产不能自给，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国共合作初期，边区政府贯彻执行了“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方针，财政基本处于无税或轻税状态，每年征公粮仅限一万多石，鼓励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部分来源于外援：国民政府划拨的经费，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皖南事变前4年财政开支中有51.6%到85.79%依靠外援。但是，1939年后因天灾人祸的影响，边区面临严重困难，军队人数增加，脱产人员数量上升，农民税收加重，导致军民在生活中产生了矛盾。

　　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为了保卫边区安全,边区组成留守兵团。到1938年4月, 连同地方部队一起计算, 兵力达到1.5万人。又由于日本轰炸延安、国民党又制造一系列摩擦事件, 1939年底, 中央军委调回三五九旅, 总兵力为2.2万人。到1941年, 留守兵团辖三五八旅、三五九旅、警备一旅等共3.2万人，这其中大部分为脱产人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设置了五道封锁线，构筑了9200多个碉堡，把陕甘宁边区封锁起来。不仅武力侵占了陕甘宁边区三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而且在经济上严禁国统区物资特别是布匹、棉花、药品、电信器材、粮食等军需品流入边区，叫嚣“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边区，使边区对外贸易几乎断绝。1940年10月，国民党方面又停发八路军每月六十万元的抗日军饷，同时对边区实行断邮，致使整个外援全部无法汇兑。

　　财源枯竭使得边区政府不得不把税收转移到了当地人民身上。1939年前边区政府每年征收的公粮数额不过一万多石，1939年猛然提升到了五万多石，1940年，边区政府不得不计划征粮十万石，1941年公粮收缴达到二十万石，短短两三年间翻了近二十倍。以至于当地老百姓交了公粮，留下第二年的种子，基本上就只剩两个月的口粮。再加上边区连年遭受旱灾、虫灾的侵害，天灾人祸，祸不单行，陕甘宁边区迎来了抗战中最为艰苦的岁月。这时也出现了军政军民关系不融洽不协调的现象。军队方面，纪律有所松懈，不尊重政府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地方上，一些干部群众把军队利益和群众利益对立起来，对军队漠不关心，遇到纠纷时，不责己，只苛求军队。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军民团结。

　　1939年冬，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到驻永坪的警备四团检查工作，团长汇报说，战士向老百姓借锅，有的老乡不借，还把锅沉到水塘里；炊事班到老乡家里做饭，老百姓把烟筒堵起来。还有军队为解决住宿修建房屋占据了农民的平地，很让农民受损失；军民为了生产占荒山也常常引起纠纷。由此可见，军队人员增多，民众负担加大，形成“鱼大水小”的特殊状况。

　　军民矛盾逐渐加剧，核心是对经济利益的争夺。毛泽东对这些问题非常重视，多次召集军队和地方同志座谈，教育、引导、帮助大家认识军民关系的重要性。1940年秋的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召见了留守兵团萧劲光等十多位同志，座谈军政军民关系。会上一部分同志诉说了心中的怨气：“老百姓越来越凶了，不给部队房子住，大冷的天让部队住在露天里”“一位老太太叫门不开，让一位团长在门外冻了半天”“我们辛辛苦苦保卫边区，没功劳也有苦劳，群众不理解，动不动就要拉我们去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评理”等等。毛泽东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教导大家说：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今天的边区老百姓敢批评军队，敢向我们司令员提意见，这说明咱们边区的民主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了。毛泽东还指出，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讨，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要多做自我批评。这是一条原则，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

延安时期双拥运动政策的形成

　　1940年1月16日，毛泽东指出：“八路军也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为了进一步改善军政军民关系，加强军政军民团结，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拥政爱民，拥军优民的政策和条例。1940年8月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严整纪律改善军政民关系的训令》。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规定：“要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必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为了进一步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倡导下，从1942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属）运动。1942年10月西北局决定在1943年春节期间，留守兵团各部队和边区政府同时发起拥军拥政运动月。1943年1月15日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政治部发布的《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边区政府关于拥军运动月的指示》中指出：“八路军不仅坚持了华北抗战，在全国抗战中起了支持作用，而且陕甘宁边区的保卫，人民民主民生利益的保护，亦全赖有八路军之镇守……八路军是值得政府和人民拥护的军队；拥护军队是各级政府与全体人民应有的责任与任务。”为此，决定1943年1月25日至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并规定今后每年春节前后，需要隆重慰问驻军。同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解放日报》发表《造成拥军热潮，增强拥军工作》的文章，要求“各级政府务于拥军运动月内对今后拥军工作的改进和转变，在思想和组织上打定新的基础。这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巩固边区的一个重要步骤。”

　　1943年2月1日，一二○师师长贺龙在《解放日报》发表《开展拥政爱民运动》的文章，要求“各地驻扎部队本着整风精神，彻底检查与地方政民的关系，作出深刻、具体的自我批评，使军队与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经过这次拥政爱民运动之后，有一个新的转变，将过去一些不正确的态度，完全转变过来。”同日，八路军留守兵团也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公布了《拥政爱民条约》，要求军队“服从政府法令、爱惜公共财物，不侵犯群众利益、向人民宣传，倾听人民意见等；要求广大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和参加公益活动。”2月中旬，边区政府与八路军留守兵团联合颁布《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政民关系维护革命秩序暂行办法》等文件，要求边区部队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各项群众工作和公益活动。这样，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群众性的“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使军民关系趋于和谐，此后就掀起了“拥军运动”的高潮，更加改善了军民关系，增强了军民感情。

　　为了促进双拥运动深入开展，需要把突击活动和经常工作结合起来。1943年10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掀起了双拥运动的高潮。文章指出：“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毛泽东还把“拥政爱民”列为党的十大政策第四条，体现了党中央对双拥工作的重视。

　　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央要求“军队是除农民之外数量最大、最有组织的劳动集团”，“只有一面打仗，一面从事农业生产，才能保障自己的物资供应”，“毛泽东指出‘这支军队要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再加上做群众工作’。”在军队生产中，为了不与农民发生耕地冲突，大多在郊外荒地屯垦，如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指战员自己搭草棚、挖窑洞、打造农具、购买耕畜。在耕种过程中，向农民请教经验，帮农民制订生产计划，互相帮助。军队开办的纺织厂、鞋厂、肥皂厂等手工业工厂出产的产品，也向当地老百姓供应。盐井、磨坊、油坊也和农民合作使用，粮食也用来救济贫困农户。农民在生产技术上和军队官兵交流，取长补短，给市区的军政单位租借菜地，帮他们耕作。农民办起的私营纺织厂、工具厂等也给军队提供了丰富的产品。还有经商的民众，他们活跃于边区的市场和各个屯垦基地，使军民之间互通有无，丰富了日常用品。

　　在边区军队忙于防务的时间里，当地农民就组织劳动力替他们经营庄稼，锄草、收割等，使执行任务的军队无后顾之忧。军民在农业生产、经济发展中互相帮助，改善了生活、繁荣了市场。军队做到自产自给自足，大大减轻了边区人民的压力，改善了军民之间的关系，“老百姓同声称颂：‘八路军’既能打仗，又能生产，又能与人民打成一片，从古到今哪里有过这样的的军队？” 政府与人民群众拥护军队，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使军民之间形成了鱼水般的亲密情感。覆盖全民的延安双拥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 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