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国家经济实力是赢得战争胜利、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

　　根基不牢 地动山摇

　　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双方综合国力的较量。两千多年前，先秦政治家商鞅就说过：“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19世纪，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毛奇提出，现代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小规模的王朝战争，而日益明显地呈现出全民性和总体性，战争胜负更加紧密地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实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根基不牢。因此，战争一打响，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就出现了地动山摇的态势。

　　抗日战争初期，中日两国国力对比差异极大。在经济实力上，日本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占80％；中国现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且大都集中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部分城市中。

　　1937年，日本的工业产值是中国的4.4倍，钢铁产量为中国的145倍，石油产量为中国的129倍，铜产量为中国的124倍。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并且控制了当时中国92.4％的钢、94.3％的铁、49.5％的煤、78％的发电量和60％的水泥产量。在军事工业方面，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61.7％，可以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舰等大型武器装备；而中国在1937年，不仅不能生产上述大型武器装备，连轻武器和弹药的产量也极为有限。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深刻分析了中日两国力量对比情况，他指出：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

　　日本之所以将侵略的目标对准中国，正是看准了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实际状况。同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也正是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工业实力，以及依靠全面动员的军事经济制度建立起来的强大军事实力，在战争初期的战场上获得了相对优势。

　　在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同心协力的抗击下，日本和德、意法西斯国家尽管在战争初期逞一时之威，但终究难以承受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终究难以维系长时间、高强度的战争对抗，到战争中期，军事生产开始走下坡路。在战争持续到其国家经济实力难以支撑的时候，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并结合当时中日双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对比，提出“抗日战争将会是持久战”的著名论断；之后，他又提出“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的论断，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历史无数次地告诉我们，战争胜负取决于正义性、正当性，取决于军事实力、军事策略、军事运用，同时，也取决于交战双方以经济为主的综合实力的较量。

　　但是，凡事失衡了就会出问题，侵略者过度重视军事、轻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最终必会导致战车陷入泥潭。1931至1936年，日本为了发动侵略战争，把扩军备战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步伐，把平时国民经济纳入战时经济运行轨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建设不按比例协调发展。至1936年，日本军事预算占财政支出的47.3%，军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畸形上升，在重工业中心形成“军事生产集团”，大规模扩大军事生产；把军火工业和技术兵器生产放在首位，大量削减民用工业和其他一切与军事没有直接关系的企业。

　　据日本经济学者战后统计，1944年日本民用产品生产总额比1930年减少了37.7%，民用消费品占国内生产总值也由1930年的77.4%降至1944年的34.6%。日本军国主义的经济政策破坏了军事与经济的关系，不仅导致经济畸形发展，并且导致了战争，最终招致战争完败。

　　欧洲战场也是如此。二战前,德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庞大的军队和高额军费，把国民经济纳入战时体制，畸形经济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引起国内各种矛盾激化，到1945年，国力枯竭，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战”。参战各方都几乎倾全国之力投入战争，其结果是，分布于国家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力量得以凝聚，蕴藏于社会的潜能得以深度挖掘。在战争紧迫的形势下，各国的经济动员广泛展开，军事能力被充分释放出来。平时注重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协调发展、国防潜力大、动员能力强的国家，战争一旦来临之际，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的速度就快，在战争中就容易占据主动；不顾经济发展的穷兵黩武，即使能够一时得逞，最终也难逃失败。